“出走或者是回来股票自己配资流程详解，都不是答案。”
当女性出走已然成为最容易引发讨论的议题之一时，作家郭玉洁并没有沿着这个方向写下去。从事非虚构写作这些年，她曾以记录者的视角讲述过许多普通女人的故事。在她编发的《我是范雨素》中，我们得以看到过一个50多年不曾被生活打垮的农村女性；在《社会主义女子图鉴》中，她写下一群女性曾经如何创办女校，最终却又被时代所遗忘的过去。但在这些叙事之外，她仍然有种“不满足”，真正的生活并不只是遵循一种逻辑，她想写写那些更为复杂，或者说“更难”的主题。于是，有了这本小说集《织风暴》。
《织风暴》收录了她这些年来断断续续写下的五篇关于普通女人的故事。不像大多数非虚构作品中呈现的那些果决的女性形象，小说中的这些女性在生活中遭遇着各种无声的围剿，也曾在许多时刻觉察到不适，但都没有，或者说都还没有下定决心走出去。她想摊开来写写其中的那些挣扎，试图在虚构的世界中去理解每一种现实里可能的选择。先去看见，而不是先做解释。
从非虚构转向虚构，这条路她走得也并没有人们预料中那么“顺利”。她说起，很长时间里都无法说服自己“我在写小说”这件事，写了很多“不成立”的废稿，“几乎都是因为不想落入套路而变得很散，无法让人有一种阅读的乐趣”。在她看来，在虚构中写女性这件事仍然很难，但她还是觉得应该去做“难”的事。在新书出版之际，我们在北京见到了郭玉洁，和她聊了聊她想写的那种女性生活中的“复杂”，也聊起她在写作上的转变与思考。这些最终都指向了那个埋在她心里很多年的“最想写的东西”，尽管一直没动笔，但她说总有一天会写下来。
采写丨新京报记者 申璐
郭玉洁，作家，媒体人。先后供职于《财经》《生活》《单向街》（后更名为《单读》）《Lens》《正午》等媒体。出版有非虚构作品集《众声》，小说集《织风暴》。
落座以后，我们的对话很快转入了这次采访的正题。也许是此前多年做非虚构的经历，不论是聊起个人生活还是小说创作，郭玉洁都很少以第一人称的“我”去开启话头，她总是在讲述别人，现实中的，或者是她笔下的。这种视角也许或多或少仍然影响着她的写作本身，“从写非虚构第一天起，我们就一直在写别人，哪怕在写自己时，也还是会意识到‘别人’的存在”。
《织风暴》
作者：郭玉洁
版本：新星出版社｜新经典文化 2025年10月
这种视角下，她总是下意识地在尝试“理解”。包括在这本小说集中，她旁观各个不同年龄段的女性的生活，写对伴侣失望的年轻妻子——她既感受过被风接纳的自由，但又“无法想象自己的身边没有他”；写孙辈出生后来大城市帮子女带娃的奶奶——她也有羞于说出口的爱好，也想为自己活一次，却总能感觉到“有种更大的力量在身后”。在这些人物背后，郭玉洁说她总还是希望还原她们各自看世界的方式。
这些关切最终都指向了她最想写的那个议题。2017年，她曾在一席的演讲《在想象的城市点亮一盏灯》中说起自己的母亲。在三年饥荒时期，甘肃是受灾最严重的省份，母亲的父母饿死在家中，母亲的姐姐考上了师范学院，一顿饭发一个馒头，她决定把妹妹接到身边，用唯一的馒头活下去。郭玉洁说，她一直很好奇母亲这代人——这群好像一夕之间突然被解放，但仍然承受着时代的灾难的女性。
然而，这个最想写的题她却至今都觉得难以动笔。她很怕这个故事讲出来就落入某种套路，也总是犹豫那个年代的故事已经被很多人讲过，她还能讲出哪些（对读者来说）不同的东西。甚至这里面也藏着她从非虚构转向虚构写作时，最难跨越的那些部分。采访中，她不止一次说起“觉得自己写得不够好”，“好像没有才华”，但这些年毫无疑问的是，她仍然在写，哪怕有很多“不成立”的废稿塞进了抽屉里，她仍然觉得这件“很难”的事对她有着持续的吸引力。这些年，她一直在日常的非虚构编稿工作和私人写作之间寻找某种平衡，让自己保持“做事”的状态。她说总有一天，她要把那个“最想写的”写出来。
女孩的成长，是从经历各种“离别”开始的
新京报：这本书是五篇关于普通女人的故事。这五个故事在落笔之前，它们各自的那个“灵感”或者说最初的念头是什么？
郭玉洁：每篇都不太一样。写《观音巷》时，最初浮现的是奶奶这个形象，她的原型就是我的奶奶。像很多人一样，我小时候是奶奶隔代抚养长大的。记忆中我的奶奶一生过得很辛苦，去世也很早，对她的离世，我一直有种很难理解的感觉。那时我还很小，可能刚进入青春期，不太理解死亡具体意味着什么，就是某天回家后突然有人告诉你：“奶奶去世了。”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直到过了很久，才慢慢理解一个你很爱的人去世了到底是什么样的感觉。
电影《女孩》（2025）剧照。
另一个人物是小女孩鱼钩，我一直在想，女孩的成长是什么样子的？很多作家写过男孩的成长，关键的情节是性意识的萌动或者父子关系的变化，我总觉得女孩的成长不是这样的，而可能是从经历各种“离别”开始的——长辈的去世、大家族中女性亲属的出嫁，包括周围人从小就在说“等你嫁出去就如何了”。所以我想看看，一个原本无忧无虑、无法无天的女孩，如何经历这些离别，如何长大？
《滑板车》这篇则是从一个“物”开始的。某一天我出门忽然注意到，好像很多小孩都有一辆滑板车，踩着它横冲直撞，后面总是跟着一个“奶奶”。这里的奶奶和我奶奶还不太一样，她其实经历过受教育，也参加过工作，曾是这个国家的“建设者”，但到了晚年，一旦家里有小孩出生，她们好像又被默认要绑定在家庭里面。我很想写写另一个这样的“奶奶”的形象。
新京报：在《观音巷》这篇中，你以小女孩鱼钩的视角写了沙镇一个巷子里的人世日常。写一个孩子听到的成年人之间的对话、看到的家里发生的互动，那些日后可能习以为常的一切在初次接触时都曾带来过触动。在写这篇时，你也跟着鱼钩一次又一次重返自己的童年吗？
郭玉洁：写完这篇后，有好几个朋友看了说想到了《城南旧事》。它也是一个小女孩的视角，不过《城南旧事》中的小女孩相对还是一个旁观者的视角，也许更容易看到其中的戏剧性，《观音巷》中更多是关于一种“心灵成长”。
由《城南旧事》改编的同名电影（1983）剧照。
在这本书中，其他几篇的主人公和我都很不像，只有这篇确实有些自己的影子。但真正开始写的时候，其实仍然不是我。因为我已经是现在的我，已经理解了很多事情，而鱼钩还留在那个年纪，我要让自己进入她的视角，一个小女孩，是如何看待世界的，就是那样一个公鸡都能成为生活中很大威胁的年纪，她不理解为什么家里会发生各种事情，大人们每天到底在聊什么，这些都不懂。这是我的一次探索，如何在成年之后又回到童年，把成年后的那些“理解”都暂且放下，用一个小女孩的视角去重新看一遍周围的世界。
新京报：你书中的很多女性都没有名字，她们是“妈妈”，是“奶奶”，好像这个称呼本身就是她们的名字。但这篇中的这个小女孩有名字，还是个“鱼钩”这样不太像名字的名字。
郭玉洁：（笑）关于名字的确想了很多。鱼钩生活的小镇是在一片沙漠地带，是很干燥的地方，但是若干年前，那里是有湖水，也有鱼的，所以这样一个名字会有一点神奇、调皮的意思，感觉很像这个女孩。
《Jungle Fly》中的两个人，我没有给他们取名字，因为人物关系比较简单，而且在我看来，这就是很多当下年轻夫妇的共同的样子。《滑板车》里也没有名字，是因为我观察到很多家庭有了小孩后，好像所有人都失去名字了，都变成了围绕孩子的一个个“职称”，爷爷奶奶爸爸妈妈，诸如此类。
新京报：这本书中其实写到了不同年龄段的女性的处境。这些年，随着你自己走到人生的中年，也陪伴目睹母亲一步步走向她的老年，你对“年龄”会有哪些不同的感受和理解吗？
郭玉洁：当我决定要写女性时，就很深地感觉到这些年国内语境的变化太大了，不同的年龄不仅意味着自然时间，年轻或是衰老，还意味着完全不同的生活经验、世界观。我奶奶那一辈经历过饥荒和战乱，当时没有节育措施，通常都会生很多孩子；到了我母亲这代，她们经过加倍的努力获得了教育和工作的机会，但还是受到很多观念的束缚；到了我这代，有了更多的自由和物质基础；再到我的下一代，又是另一种样子。
这些变化使得每一代看待世界、看待周围人的方式都很不同。有时候，我看一些作品写老年人，好像他们看世界、想问题的方式都和年轻人没什么区别，我觉得这是不对的。当然这对我来说也是难题，我希望自己还是写出了不同时间、不同年龄的视角。
“好学生最怕写错答案”
新京报：《我去2000年》像是《观音巷》的某种“延续”。写一个中年职场女性重回大学时的记忆，此时的生活瞬间不断和当年的片段交错，为什么会一直想要和过去对话？
郭玉洁：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同学聚会，有个女同学忽然说：“我离婚了。”当时大家一下都怔住了，不知道该怎么反应。但她很自然，接着说：“挺好的。真的。”这时候，忽然又有另外一个女生说：“我也离婚了。”其他女生好像慢慢反应过来了，开始纷纷举杯恭喜这两位，而桌上的其他男性好像有点不知所措，只好也举起了杯。很奇妙的场景。
那次我意识到，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段，很多女性的婚姻、或者说对婚姻的感受都出现了一些问题，我想起当年她们在进入婚姻时，还是做了“很好的选择”，那时候也都很幸福，那么这些年来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又发现，到这时，她们最怀念的都是校园，是读书的时光，我就想，如果真的能够回去，她们会怎么样？于是就有了这一篇。
电影《婚姻故事》（Marriage Story，2019）剧照。
新京报：当这个中年女性回到过去，她遇到了很多和她成长路径很不一样的人。那个时候的“田灵”和“阿原”，他（她）们说起自己的志向时狂野又脆弱，有很多渴望，他们想问“二十年后，他们成功了吗？这些饥饿、流离和等待都值得吗？”这也许是每个人心中或多或少都曾闪过的念头。在写下这些的那一刻，你的状态是已经有了答案，还是依然渴望答案？
郭玉洁：我自己倒没有这个困惑，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饥饿、流离失所。我们这代媒体人是非常幸运的，当时处在所谓的“经济上行期”，相对自由。我们在这股浪潮中受益很多，但是即使在那个时候，像阿原这些“艺术家”，他们也没有处于过真正意义上的上行的轨道，而是过着非常边缘的生活。其实这在当年的北京，是很重要的一个艺术现象，但是这次写出来，听到很多朋友的反馈，我才知道，这段历史已经被很多人遗忘了。
和他们不同，这篇的主人公多丽是典型的“好学生”，她曾经很辛苦地尽量让自己每一步都不要走“错”，户口、工作、买房、小孩上学……一环扣着一环，人会在很多时候忍不住为自己过去的选择辩护，“好像只能为自己争取，还能咋办”，身处其中大多时候只是混沌赶路而已，也许要到很多年后一些选择才会浮现出轮廓。这可能就是“好学生”的课题，好学生最怕写错答案。
新京报：在这篇的末尾，多丽说她窥见了“自由以及自由的代价”，并且说“模模糊糊明白了一些新的东西：不管二十年前，还是二十年后，她所在的这一小块地方，就是现在”。可不可以展开聊聊这个感受？
郭玉洁：这和我对“穿越文学”的思考有关。我总在想，人如果穿越回去真的能改变什么，或者真的要改变什么吗？大家中年后想回到校园，真的是想做另外一个选择吗？如果在小说中让她真的做出另一个选择，那么整个世界都变化了，就不会是现在的世界，她会吗？也许更可能的还是回来面对自己的困境，面对自己的生活。
新京报：的确，你在这几篇中写到的这些女人，她们也许或多或少都在生活的某个瞬间感觉到窒息，有过逃离的念头，但几乎没有一个是真正做出行动的。
郭玉洁：这可能是人的常态。其实“做选择”是一个非常现代的想法，人大多数时候只是很本能地，或者说只能依据当时的条件去做一些行动，不一定是非常“理性”的。何况人并不是只有自己，总是会有很多其他的关系“干扰”，所以某种混沌和矛盾的状态，更像生活本来的样子。
至于出走，其实自“五四”以来，出走就是一个命题，我觉得在现在这个阶段，我更想追问的是“出走到哪里去”“出走之后怎么办”，也许出走，或是归来，都不是唯一的答案，归根结底，在于我们应该建造什么样的生活。
从非虚构到虚构：最难的是我找不到“成型”的逻辑
《众声》
作者：郭玉洁
版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年1月
新京报：接下来聊聊写作吧。你在此前相关的非虚构写作和编辑中，也写过很多女性，我很好奇，同一个主题出现在不同的写作形式中，作为写作者会有哪些不同的考虑吗？
郭玉洁：关于主题，其实一开始没这么确定。但有一天我发现，当我在想一些严肃的、与时代相关的事情时，脑中就会浮现一个男性的形象，我就明白了，这是我们的文学传统赋予我的惯性，这也就意味着，即使我是一个女性，写女性也仍然是更难的，于是我决定，我应该做难的事情。
的确很难，一开始我断断续续写了很多篇，但都无法成立，很长时间内我都无法说服自己“我在写小说”这件事……
新京报：这多少有些出乎意料。印象中，你写过很多有影响力的非虚构报道，同时也做了很多年的编辑，编发过像是《我是范雨素》这样的作品，对文字早已有很强的把控力。但在刚刚的短短几分钟，你却反复提到“不成立”，在你看来，那些所谓的“废稿”到底和你心中的那个“标准”差在哪里？
郭玉洁：没错，这些年我也在不断问自己这个问题。这就要回到非虚构和虚构这两种不同的文体上，的确，我在非虚构中也写了很多普通人的故事，但相比起小说，非虚构中的普通人还要“更加不普通”一些，因为你要报选题，要说服编辑、说服读者，那个人总要有特点，有故事吧？所以人物、故事已经在那了。也就是说，它总归是一个有特点的人，一个相对完整的事件逻辑，写作就是还原这个框架，填充大量细节。
而小说中的普通人，它起初甚至没有这样一个事件，生活是散落的、碎片的、矛盾的，你要寻找到一个完整的故事，可是，又不能遵循某个既有的情节框架，因为成型的事件可能意味着一个套路，我不想进入那个套路，所以，如何在散落的、碎片的、矛盾的日常生活中寻找到完整性，塑造出一个形状，又能不落俗套，这是很难的。那些我觉得“不成立”的废稿，几乎都是因为不想落入套路而变得很散，无法让人有一种阅读的乐趣。
新京报：为什么你会如此在意一篇小说是否“成型”，或者说它的“完整性”？
郭玉洁：“完整性”背后，我觉得还是一种对于生活的理解，很多生活的表面，深层是什么？今天的我们之所以如此，其实是来源于过去的很多时刻，这种联系是什么？如果没有这个完整性，我们只有碎片，只有不断更新的当下，其实是搞不清楚很多事情的。而小说，还是能提供这样的完整性。
完整性、建立叙事逻辑，富于戏剧性，让读者愿意读下去，获得阅读的愉悦感、相对完整的阅读感受，这也是我的写作追求。也许这和我的媒体经验有关，我很在意读者，不管多么专业的内容，我总希望读者能看得明白，愿意看下去，由此能形成一些共鸣和对话就更好了。当然，这不意味着去迎合读者。尊重读者和迎合读者，应该是两回事。
我很好奇母亲这代人：为什么她们看上去总“不太容易亲近”？
新京报：很多年前你曾说起，“还没有真正地开始写最想写的，类似我母亲和她的姐妹们如何从饥荒里面过来的这样的故事”。这个“最想写的”开始动笔了吗？
郭玉洁：（笑）还没有。我仍然觉得这个题对我来说很难。那一代女性所经历的那种困难，今天的我们几乎是无法想象的。在我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可以感知的世界之前，就还是没办法动笔。另外一个困难在于，上一代作家，像莫言、余华，他们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，已经写得很好了，如果我要写，就没有必要去重复相似的故事，那应该怎么讲呢，我还是没想好。
由《活着》改编的同名电影（1994）剧照。
新京报：也许“是否重复”也没有那么重要。相比于读者而言，这个故事也许对你，对你的家人来说是更重要的。随着家族中你母亲这代女性的陆续离开，你会感觉到有比之前更强烈的迫切感吗？
郭玉洁：也许是……这些年，我母亲的姐妹们，或是已经去世了，或是随着衰老，很多事情慢慢也都记不清了……但我好像总还是觉得，如果写不好，也是对这件事的一种“随意”。
也许，这里面更多还是我自己的问题。这些故事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？对现在的读者来说意味着什么？小时候，我就不想听母亲反反复复讲这些故事，觉得很啰嗦，忍不住想“唉，又来了”。那种感受至今一直都在，我很怕自己讲出来也给读者这样的感受。那这样就白讲了。所以关于故事的讲法，关于理解方式，我还要继续思考和探索。
新京报：我记得当年你在“一席”的那次演讲中，第一次提到想写写自己的母亲和她的姐妹们时，当时并没有太多展开。这还是一个有些笼统和模糊的意象，你母亲这代人身上究竟是哪个面向一直如此吸引你？
郭玉洁：我很好奇的是我母亲这代人——这群好像一夕之间突然被解放，但仍然承受着时代的灾难的女性。经历了如此巨大的变动，她们是如何承受的？其实细想起来，她们真的非常勇敢，我的姨妈，当年也只是个十几岁的女孩子，救活了当年只有6岁的我的母亲。前面我也说过，她们是新中国的建设者，她们也有很多朴素的观念，比如人要自强和平等。那是过去中国整整一代女性的面貌。与此同时，她们作为母亲，又不是传统的母亲形象，这种巨大的冲突，可能很多时候都是一种“不太容易亲近”的样子。
我一度很难理解她们，但是渐渐地，我对她们感到敬佩，也越来越好奇。她们身上的矛盾性如此巨大，这种内在的冲突到今天，也许还存在于我们身上，更年轻的女性身上。我们每一代女性，尽管有如此不同的时代际遇，也有各自的困境，但仍然有许多内在的承继，也有共同的命运。这种共同中的不同，是我想要写出来的。
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。采写：申璐；编辑：西西；校对：柳宝庆。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，欢迎转发至朋友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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